对现代家风养成机制的思考
李碧炎
当前,如何引导全国亿万个家庭逐步养成新时代的现代家风,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百姓家庭,融入百姓生活,已经成为社会行政教育部门和家庭的一项紧迫任务。
所谓家风,应该是以家长为主导,以家庭为载体,以日常家庭生活为内容的代代相传的精神传承,也是价值观、道德观的一种展示。那么现代家风呢?
现代家风的本质特征:传统与现代的融合;
现代家风的表现形式:新型家规、家训等;
现代家风的实施目标: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;
现代家风的推进动力:国家、社会、家族联动。
(一)现代家风养成的伦理积淀机制
家庭伦理秩序不能丢弃。伦理是人伦之理,是道德哲学。千百年来,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,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的人伦纲常的历史文化传统,累积了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”的家庭伦理,就是这个伦理滋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的时代新风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健康成长。历史上尽人皆知的“五柳家风”就是一例。“五柳家风”讲的是东晋时期陶渊明以“不戚戚于贫贱,不汲汲于富贵,不为五斗米折腰”而辞去官家俸禄的故事。当他回家时,家人“携幼入室,有酒盈樽”。他“归耕”后,“环堵萧然,不蔽风日,短褐穿结,箪瓢屡空”,生活十分窘困,而他的妻子,史传:“志趣亦同,能安苦节。夫耕于前,妻锄于后。”陶家的这种好家风就是上世传承而来。据说,陶侃就是陶渊明的曾祖父,曾“任荆、江二州刺史,都督八州军马”,但他朝夕运砖,唯恐“优游度日”,他勤勉自励,是为了民族复兴,国家强盛。陶侃母亲湛氏,家贫,史称贤母。一天,孝廉范逵带了随员马匹,到陶家做客,陶母无以为炊,便把她喜爱的秀美长发剪了卖掉,买来米、菜,又把家里的屋柱劈了一小半做柴,才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。显然,陶家优良家风的形成,离不开陶母的率先垂范。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,把竞争文化吸收到伦理原则中来,但绝不能用买卖关系和交换关系取代伦理原则,致使伦理秩序产生混乱。伦理秩序作为现代家风人伦纲常的基本点,是不能动摇的,更不能丢掉,难道有人忍心让“五柳家风”这个传颂了千百年的家风典范就此失传吗?我们在开放的环境中,吸收一些与时俱进的东西,丢掉一些与时代精神不相吻合的东西,难道要连同赃水把婴儿也一齐泼掉吗?
优秀的宗亲文化伦理不能丢弃。在陇西堂华容李氏家族合族过程中,发现有的家谱修辑虽较为久远,但一些谱录,与时代精神还很合拍,乃宗亲伦理文化精萃。比如在一家谱的“祖训”中就有这样的记载:“曰诸裔孙,听我训章:读书为重,次即农桑,取之有道,工贾何妨;克勤克俭,毋怠毋荒,孝友睦姻,六行皆臧;礼义廉耻,四维毕张;处于家也,可表可仿,仕于朝也,为忠为良,神则佑汝,汝福绵长。倘背祖训,暴弃疏狂,轻违礼法,乖舛伦常,贻羞宗祖,得罪彼苍,神则殃汝,汝必不昌。最可憎者,分类相戕,不念同忾,偏伦异乡,手足干戈,我民忧伤。愿我族姓,怡怡雁行,通以血脉,泯厥界疆,汝归和睦,神亦安康,引而亲之,岁岁登堂,同底于善,勉哉勿忘。”像这样的“祖训”,言简意赅,通俗易懂,朗朗爽口,韵味极浓,伦理其中,堪称上品。
在一次合族工作会议上,我还听到一位农村妇女保护家谱的生动故事。故事发生在十年“文革”初期。一天,一伙“红卫兵”戴着红袖章,举着“破四旧”的横幅,气势汹汹来到梁幺二家,因是第五次上门“破四旧”了,个个都气粗嗓大,梁幺二也不甘示弱。“赶快把‘四旧’交出来”,“我这里没有‘四旧’”,“家谱就是‘四旧’”,“那不是‘四旧’是我家的活宝”。红卫兵见梁幺二针锋相对,态度强硬,只得动手翻箱倒柜,在一无所获后,气鼓鼓地走了。梁幺二走到后屋藏家谱的夹墙处看了又看,暗暗自喜,心中泛起一次次不能忘却的回忆:我16岁,嫁到李姓做媳妇,29岁,丈夫去世;38岁,又失去**的小儿子;自后再也没有改嫁,把丈夫遗留下来的那套家谱当作他的影子真心守护:屋里起大火,我奋不顾身,从火中抢出家谱;54年发大洪水,我带着家谱流落外地一年多;“文革”时,红卫兵要把家谱当“四旧”破,我什么也不怕,坚决保护。家谱是我的活宝,我就是“活宝”的卫士。
时间飞逝,已经84岁高龄的梁幺二,深感在世的时间不多了,在2000年的一天,她从夹墙中取出家谱,并派人喊来侄孙子李兴辅,将那套1921年修的14本木刻版家谱,交给了他。老人家没有更多的话语交代,但从她极其伤感的眼神中看出她对侄孙子的深切厚望。不久,老人家病逝,李兴辅把她安葬在自己的自留山坡上,墓前立着一块普普通通的石碑,上面也没有华丽的祭文、挽联,但它却深刻凝结着老人家56年对丈夫的忠贞情感,深刻凝结着老人家67年保护李氏家谱的赤诚之心。从此,在这个偏远的山村里,广泛传颂着梁幺二“爱谱如命”的美好故事。
家谱(或称族谱)是家族历史文化的传承,也是家庭伦理的长期积淀,它的稳定性、继承性和资源性已成为共识,但是家谱的与时俱进和创新仍存在一些问题。有人看作“四旧”要全部否定,这是不客观的。我们今天提出的创新,是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,就是说编新谱不是对原谱的照搬照转,而是“吐故纳新”,那么,纳什么,吐什么,这就成了我们研究的大课题。不论怎么说,有一点应该十分明确,凡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家族伦理,包括伦理秩序在内的优良传统不能动摇,更不能丢弃。
(二)现代家风养成的目标机制
现代家风养成的目标我归纳为“四好”:
一是好情怀——家国情怀,“忠孝”两长
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有着“家国一体”鲜明特点的国家。家和国始终联系在一起,“家是小小国,国是共同的家”。爱国,长期以来普遍成为家风教育的主题内容。
传统家风往往都会训导子弟要立爱国之志,成报国之才。岳飞从军抗金之前,母亲在其背上刺字:“精忠报国”。今天,我们讲爱国,必须增强爱国意识。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,要把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,遇事优先国家需要、优先国家利益,满腔热情地传播民族复兴的“中国梦”的正能量,在政治方向、大政方略上要坚定地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,同心同德,修身修心。很明显,这个爱国意识就是以孝道为基础的,因为,为孝者方有能力齐家,齐家者方有胸怀兼济天下。孝道教育应该把孝敬自己的父母作为起点,向亲邻及天下父母延伸,然后再向政治领域延伸,移“孝”为“忠”,这应该就是理想的“忠孝两长”的家国情怀。
二是好操守——职业操守,敬业奉献
爱岗敬业,忠于职守,从来就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,也是现代家风教育的目标之一。“一思尚存,此志不懈”。“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”、“锲而不舍,金石可镂”等,这些妇孺皆知的经典名句,表达的无不是人们敬业奉献的志趣和风骨。在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,应告诉子女们,无论身处何地,身居何位,都要发扬“钉子”精神,干一行,爱一行,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,成就不凡。“干一行,爱一行”的雷锋精神永远没有过时。雷锋,一个平凡的战士,无论是当一名农业社的记工员,还是当一名县乡政府的通讯员,无论是当一名工厂的推土机手,还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,他都以一颗对事业高度负责,对岗位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,爱岗敬业,勤奋工作,心无旁骛,埋头苦干,出色地完成每一项工作任务。他说:“我愿做一个螺丝钉。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擦洗,才不会生锈。”他还说:“如果你是一滴水,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?如果你是一线阳光,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?如果你是一颗粮食,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?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,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的岗位上?”这些朴素的表达都深刻地诠释了职业道德的真义,你读后又有何新的感想?
三是好人格——规范人格,诚信不缺
诚信,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,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和普遍价值。从个人角度讲,诚信是立身之本,处世之宝,是个体道德的基石,也是人格修炼的起点。一个人以诚立身,讲究信用,就能做到守法受约,取信于人,人格高尚;相反,如果不诚实守信,在社会上就会四处碰壁,孤邻寡朋,甚至无法安身立世,人格低下。
大家看到,这个道德传统今天受到了极大挑战,“诚信缺失”、“道德失范”的现象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、各行各业,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伤痛与影响。在每个家庭实实在在开展诚信教育,在全社会形成一个讲诚信、讲人格的大环境。增强全民的诚信意识,提高全民的诚信水平已刻不容缓。家庭诚信教育,首先要“正己”。就是说要从自己做起,从自家做起。在自家内部,家长与其他成员之间,成员与成员之间,自家成员与邻里之间的诚信是否存在“危机”。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,不应该是“猜疑”,而应该是“信任”,这样,才能消除家庭诚信“危机”。其次,家庭诚信教育要“挂旗”。即是说讲“诚信光荣,欺诈可耻”,要旗帜鲜明。作为一家之长,除了用自己的规范人格影响其他成员外,还要敢于扶正压邪,伸张“真、善、美”,抑制“假、丑、恶”。另外,家庭诚信教育要“抓小”。诚信的观念不是天生的,也不是一蹴而就的,要靠坚持不懈,点滴积累,“勿以善小而不为,勿以恶小而为之”,应该“去小恶而从善,积小善成大德”。这是每个家庭提高诚信水平的必由之路。
四是好风尚——健康风尚,友善多帮
友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,也是一种健康的道德风尚。孔子曾说“维善为宝”,孟子提倡“仁者爱人”。在古人看来,如果人们彼此之间能保持友善,做到“爱人”,这个社会就会成为理想的和谐社会。许多人都知道《六尺巷的故事》,在安徽桐城有个景点叫六尺巷,这条巷子的名称背后有段故事。据《桐城县志》记载,清代(康熙年间)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家人,与邻居吴家,为宅基问题发生了争执,两家纠纷越闹越大。张家人只好把这件事告诉张英,张英回信写了一首简单的诗: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,长城万里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家里人见信后,将垣墙拆让三尺,大家交口称赞。邻居一家人十分感动,也把围墙后退三尺。两家人的争端很快平息,两家之间空出了一条巷子,有六尺宽。六尺巷由此得名,张英严己宽人的美德由此传扬。
在家风教育中要十分强调友善待人,以友善的态度与同事相处,与朋友相处,因为友善的人往往是有爱心的人,胸怀宽广的人,更是希望给人帮助的人。事实反复证明,希望帮助人的人,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帮助。要教育子女,对社会上遭到不幸和困难的人,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同情、支持和帮助,关心老弱、病、残、热心公益事业,救人之危,解人之难,这就是老百姓长期信奉的健康的道德风尚。
(三)现代家风养成的推进机制
家风教育不能搞一阵风,更不能搞形式主义,要经常抓,见常态,深入抓,见实效;持久抓,见长效。既要讲实用有效,更要讲常态长效,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、落小、落实。
建立新型家规家训。立家规家训应该是现代家风教育的突破口,切入点。“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”,家规家训就是家法,就是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准则。家规家训在传统家风教育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位置。过去,少数家庭书写家规家训文本,大多数家庭采取口头训诫,书面训诫或行为训诫。但几乎所有的家谱文本上都有“家规”、“家训”、“祖训”或“族规”、“族训”、“族禁”等内容。据了解,这些“规矩”大都是少数文化人写出来,印在谱上,多数族众连见都没见过。最近,从报刊上看到,有些地方还是党政部门领导牵头,发起了“立家规,传家训,树新风”的活动,向广大群众公开征集家规家训,表达形式可以是诗歌、格言、故事、快板、顺口溜、家风翰墨等。看后兴奋不已,感慨甚多:一是党政领导牵头正家风,正家风的事情就有希望了。因为家风连着国风,连着“中国梦”。家风正,族风就会正,国风也会正,这怎么不令人感慨?二是家规家训的条文来自大众,表达形式又多样化,实际上是集群众之智慧,融核心价值观于心灵,这又怎么不令人感慨呢?我不知道正在编纂新家谱的编辑们对此有何想法?
培育道德典型。即培育一批家规家训公益教化程度高的典型人物和典型家庭。古代有许多家规家训的作者把博施济众,扶危济困,热心公益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。宋代名臣、天下名文《岳阳楼记》的作者范仲淹就是一个范例。范仲淹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创立为宗族共同体谋福利,扶养族人的“义庄”。范氏义田由最初的1000多亩,到清朝宣统年间增加为5300亩。义庄维持时间达八、九百年。为了使义庄代代相传,他专门制定了范氏的宗规族训《义庄规矩》。《规矩》由范仲淹于皇佑二年(1050年)十月初订,后由其子范纯仁、范纯礼等后代十多次续修,逐渐完善。受到皇帝照准,官员、士绅效法。范仲淹首创义庄,是封建家族宗法统治手段,但周恤贫困,乃一大善举。这是我们今天培育典型的宝贵资源。
目前正在全国各地兴起和推广的善行义举榜和“好人馆”、“好人墙”等,大力颂扬身边的好人好事,促进崇德向善的优良家风养成,既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教化资源的转化和创新,又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落实。平凡的典型,大众的榜样,比书本上的大贤大德,更真切、更鲜活,更符合地方风俗习惯,因而也更有效仿和示范意义。
纳入治理体系。家风属于道德和文化范畴,但优良的家风可以弥补法律功能上的空缺。法治规范人的外部行为,影响人的理性,而家风教育却影响人内心的良知和价值判断,是从根源上和本质上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。今天,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,要承担起守护社会共有的核心价值理念的责任,必须将家风教育这个手段,纳入社会管理体系之中。为此,提三点建议:1、在乡镇和办事处这一级设立一个平台,名称可统叫“文化礼堂”,既通俗,又合乎习惯,每个乡镇(含办事处)建设一个“礼堂”,按人口多少定规模。村一级,目前没有条件搞“礼堂”,不要凑热闹,搞“形式主义”。“礼堂”的功能就是引导所属1000多户小家庭,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推进现代家风养成。各个家族可利用“宗祠”这个得天独厚的平台,尽力营造现代家风教育的浓厚氛围。2、将每年的“夏至”日这一天,定为“晒家风日”,广大民众在这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,“晒家风,盘家底”。以示心灵开放,与日同升。3、设立“家风奖”,每年公开评奖一次,颁发金、银、铜、铁四个等级**性的牌匾,同时颁发相应数量的奖金,对“金奖”户要给予重奖。在全社会形成一个“争创好家风,崇尚好家风”的热潮,推进现代家风教育向纵深发展。
我热切期盼这一天的早日到来……
二○一四年十月七日于岳阳
(作者:岳阳市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,岳阳南湖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原主任、党组书记,陇西堂华容李氏合族筹委会主任)
四代人的爱心接力
——东魁公传
东魁公,名顺贵,百官支族月先房豫佐公四子,三封寺镇星火村人,生于1905年12月6日(乙巳年十一月初九),卒于1984年10月24日(甲子年十月初一)。
1936年的一天,一个刚满二岁的远房侄孙被送到东魁公家。这个孩子死了父亲,母亲改嫁,无依无靠。在他面临绝境的时候,是东魁公的父亲把他抱回交给了东魁公,并叮嘱要将孩子好好抚养成人。他含泪接过小孩。后来,孩子得了重病,医生诊断必须服用大量黄连,否则性命不保。而大量使用黄连又会导致聋哑。他只好选择了救人。小孩活下来了,却成了聋哑人。这便是东魁公及以下四代人倾注了巨大爱心的“聋哥”。
“聋哥”因为残疾,终身没有成家。东魁公一家人把“聋哥”看得比亲骨肉还重。1984年,他病重期间,向儿子松柏公交待:“聋子是我们家的人,一定要把他照顾好,不能分彼此。”他去世后,松柏公谨遵父命,接过照顾“聋哥”的接力棒。那些年,一家九口人,日子过得艰难,而对“聋哥”在生活上却开“小灶”,让他常年有谷酒喝,有香烟抽。
2004年,“聋哥”70岁了,早已丧失体力劳动能力,又得了一场大病。他一家人立即把“聋哥”送到人民医院,确诊为血吸虫病晚期。医生要家人准备后事。回家后,他们一边请人做棺材准备后事,同时安排“家庭病床”请卫生院医生治疗。吊水、服药、处理大小便失禁,一家人围着“聋哥”转。为了让“聋哥”增强免疫能力,家里买猪蹄、鳝鱼,杀土鸡改善生活,把牛奶、豆奶吸管插好送到床前,把洗脸水、洗脚水端到床前帮他沐洗,照顾得无微不至。
松柏公之子兴仁公,虽然长年在广州办企业,因受到长辈们耳濡目染,对“聋哥”也关怀备至,每隔几天就打电话询问“聋哥”的情况。2004年3月16日上午8点多,他接到“聋哥”去世的消息,下午四点多就赶回了家,为“聋哥”主办丧事。他说,“我平时对聋哥照顾得少,对不起“聋哥”,这次要让‘聋哥’走得风光。”他守候灵堂五天五夜没有上床,并一人承担了4.6万元丧葬费。“聋哥”被安葬在东魁公墓地。
东魁公祖孙四代,救助族孤,不离不弃,生养病医,死后厚葬,80年如一日。其仁爱之心,族亲之情,世间罕见,可钦可敬,可歌可泣。